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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光榮與道路

2018-10-05 08:57 作者:謝九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言,實現國強只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只有實現民富才是真正全面復興。

18世紀末,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訪華,希望清政府開放天津、寧波等幾個近海城市發展中英貿易,以及在北京和倫敦互設使館。乾隆皇帝在給喬治三世的信函中表示:“天朝……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然從不貴奇巧,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總而言之就是,我大清什么也不缺,沒興趣和你們做買賣。以清朝當時的國力來看,乾隆確有驕傲的資本。按后世經濟學家的推算,當時清朝的經濟總量占全球比例大概1/3。這是什么概念呢?今天的美國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是1/4,也就是說,僅從經濟總量來看,當時清朝在全球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國還高。而當時的英國雖然已經成為西方的第一大帝國,而且已經將中國的鄰國印度納入殖民版圖,但從經濟總量來看,乾隆時期的清朝大概7倍于當時的英國,也超過了當時的整個歐洲。

不過,乾隆盛世的巔峰,其實已經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后的余暉。僅僅幾十年之后,在工業革命滋養下成長的西方列強,很快就用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的大門,外強中干的清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其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經從巔峰時期的1/3下降至不到9%。

不過,封建帝制的落幕,并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好運。民國以來,戰火連連加之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使得中國經濟實力繼續萎縮,到共和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

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經濟終于止住了持續萎縮的勢頭。雖然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等事件,但在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催動下,中國經濟還是開始實現了恢復性增長。從1952到1978年,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兩倍,如果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來看,這大概是100多年來中華民族難得的一段經濟增長期。到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回升到5%。

蘇聯的經濟模式雖然短期內幫助中國經濟實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也很快顯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中期,不僅知識界對這種模式提出了批評,毛澤東本人也對此有深刻反思,認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重點討論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

以此為開端,中國在1958年開始了第一次經濟改革,改革的主要重點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但由于向地方政府放權并不等同于向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放權,并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的本質,加之“大躍進”也幾乎同時拉開了序幕,中國的第一次經濟改革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國重新回歸計劃經濟。

毛澤東逝世兩年之后,中國再次開啟了新一輪經濟改革的嘗試。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由此啟航。

現在來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無數驚人的成就,但是重回歷史現場,改革開放的進程并非一帆風順。由于改革開放并沒有現成的藍本可作參照,加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意識形態之爭,改革開放在很長時間里仍是摸著石頭過河。

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是建立在《論十大關系》之上的,改革的重點也還是以下放權力為核心。不過,和1958年毛澤東主導的經濟改革不同的是,當時的分權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而1978年的這一輪改革,主要是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表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但是負面效應也很快顯現出來,由于當時仍處計劃經濟時代,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形成,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并不能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引發了很多矛盾。由于企業可以自己保留利潤,政府的稅收減少,財政赤字和通脹水平雙雙上升。這一輪以國企放權讓利的改革逐漸銷聲匿跡,改革開始重新尋找新的方向。

盡管政府主導的這一輪改革并不成功,但幸運的是,改革的活力還是在其他地方萌芽并且茁壯生長,農村成為當時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農民對包產到戶的積極探索,讓政府重新看到了農村經濟復蘇的希望。1980年,中央正式批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緊隨其后,鄉鎮企業也開始蓬勃興起,在國企改革陷入困境時,鄉鎮企業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也為日后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埋下了種子。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很多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

在經歷了改革開放頭幾年的各種經驗和教訓之后,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改革的重點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更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首次確認了商品經濟的地位。“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正式確認商品經濟的地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座里程碑。鄧小平對于十二屆三中全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全會結束的第二天,鄧小平表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此后,中國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雖然仍有爭論,但總體上仍是朝著市場經濟的大方向前進。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20世紀末建立起新的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之初的活力主要在農村綻放,隨著思想解放的力度越來越大,對改革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改革的活力開始在更大范圍內釋放出來。經濟特區的建立,使得中國經濟重新打開國門,熱情擁抱外國資本,而在本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使得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都帶來了深刻改變。

放在歷史的坐標下,引入外資和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在封閉了數百年之后,開始重新打開國門擁抱世界。從古代歷史來看,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其實一直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國度,和外界保持著積極正面的交往,漢朝時期就開辟了“絲綢之路”,和中亞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貿易,唐朝之后,對外貿易的重點轉向海上,宋元時期也繼續延續了海外貿易的繁榮,廣州、廈門、泉州等著名港口城市的興起,就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最好的例證。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成就了中國古代歷史海上力量的巔峰,但也就此成為絕唱,明朝的統治者開始推行海禁,對于海外貿易毫無興趣,重新回歸到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中國海上力量的主動收縮,也為后來歐洲國家的海上探險留出了廣闊的舞臺,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等海上霸主相繼崛起,最終在19世紀來到中國海岸,轟開了清朝的大門。

改革開放意味著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閉關鎖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而僅僅用了40年的時間,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78到2017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5%,從總量上看,中國的GDP實現了34倍的增長,占全球經濟的比例躍升至15%,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從巔峰跌入谷底,民族復興成為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夢想。從孫中山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到《十九大報告》提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復興之夢貫穿了中華民族100多年的歷史。在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華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復興之夢。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曾經在1000多年的歷史里保持著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如果將恢復全球頭號經濟體視為民族復興的重要部分,今天的中國離這一夢想已經并不遙遠。2017年中國的GDP大約為12萬億美元,美國約為19萬億美元,假設中國的GDP增速比美國每年高出3%,大約15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可以超過美國,這個時間點大致對應著2032年,假設中國的GDP增速比美國每年高出2%,大約需要23年,這個時間點大致對應著2040年。

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未來20年中國經濟不出現大的波動,將很有可能重新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一刻。《十九大報告》其實也暗含了這樣的愿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大幅躍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不過,經濟總量重回全球第一,并不意味著中華民族已經完成了復興之路。經濟總量只是意味著國強,在我國大規模的人口基數之上,國強并不完全意味著民富,只有國強民富兩大目標雙雙實現,才算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國的經濟總量雖然已經高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排名并不樂觀,去年的人均GDP將近9000美元,雖然已經躋身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但在全球排名只在70位左右,遠遠不能和中國經濟總量的地位相匹配,也不能和中華民族歷史上曾經的輝煌相比。

今天我們談論中華民族的復興,總是難免會提及歷史上曾經的中華盛世。如果從人均GDP這個指標來看,按照經濟學家的測算,在公元1世紀初,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西歐的人均GDP高于中國,當時大概對應著漢朝。但羅馬帝國崩潰之后,中國的人均GDP長期領先于西歐,尤其是唐宋時期的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繁榮。如果將人均GDP理解為民富的指標,這也就意味著,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人民也一直是這個星球上最富足的人民,而今天我們的生活水平還只能勉強躋身全球中上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復興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言,實現國強只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只有實現民富才是真正全面復興。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國強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有國強而沒有民富,國強的地位也很難長期維持。從中國自身的歷史來看,清朝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國強民不富的時代,而這種國強民不富的結構導致清朝只是外強中干,對于西方列強的入侵毫無還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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