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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融入現代世界

2018-10-24 17:20 作者:劉怡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那時節,中國已經經歷了一場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戰,成功躋身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國之一。始于“一戰”的轉折,終于結出了果實。

1918年11月13日,星期三,大戰告終第三天。萬里之外的巴黎和倫敦依舊沉浸在與初冬氣候迥異的歡喜氣氛中,革命的狂飆則仍在柏林、維也納和彼得格勒繼續上演。在中華民國首都北京,寶潔公司聯合創始人詹姆斯·甘博的孫子、28歲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美籍干事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用他的Speed Graphic型大畫幅4×5英尺照相機記錄下了兩個特殊的場景:在東單北大街與西總布胡同西口交叉處,身著黑色制服的中國巡警正指揮著一隊民夫,手忙腳亂地將一座四柱七樓的漢白玉石牌坊拆卸成大大小小的散件。在象征國家尊嚴、平日大門緊閉的中華門(原址現為毛主席紀念堂)正前方,樹立起了一座六柱五樓的竹制彩牌樓,正中央懸掛著新任國務總理錢能訓親筆題寫的四個大字——“公理戰勝”。

 

 

那座被拆卸一空的石牌坊,曾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見證物“克林德碑”。1900年6月20日,時任德國駐華公使馮·克林德男爵在西總布胡同西口被清軍擊斃,成為引發八國聯軍侵華之役的導火索。戰后德方強迫清廷派專使赴柏林謝罪,并在克林德斃命之處興建一座紀念坊,上刻光緒皇帝親筆起草的“惋惜兇事之旨”,“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惡惡之意”。這座恥辱性的牌坊距離東堂子胡同的前清總理衙門舊址和石大人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大樓僅有咫尺之遙,在鼎革前后的中國外交官心中皆是最刺目的瘡疤,如今終于隨著德國的戰敗被一掃而光。牌坊拆開后的構件被裝上平板車,轉移到故宮南側的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內。在西郊朗潤園中的戰俘營,被拘禁一年有余的原駐華德軍官兵也得到了準備回國的通知。

11月28日,太和殿前廣場舉行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次閱兵式。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悉心編練的“參戰軍”一部,與自東交民巷調來的協約國各使館衛隊一道,接受了中國政府要人與各國駐華使節的聯合檢閱。幾位在中國參戰問題上發揮過關鍵作用的名角實施: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前財政總長梁啟超、暫時退居幕后的段祺瑞、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以及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悉數列席觀禮。須發皆白的大總統徐世昌向到場的兩萬多名賓客發表了感慨深沉的演講,回顧了自1914年大戰爆發以來,中國在“僑工之協助,糧食之輸供,原料之補充,軍需之制給”等事務上對協約國集團傾力相助,“事無巨細,必竭其勤”的歷史;并寄望在戰后締造“全世界之和平”的進程中,中國亦能“克盡相當之義務,奮力疾追”。閱兵式結束后,太和殿前鳴放了108響禮炮,全國開始為期三天的公共休假。

即使是在整整一個世紀之后的2018年,不同國家的民眾對那場首度被冠以“世界大戰”之名的漫長沖突的集體記憶,依舊有著明顯的歧義。在英國,數十萬青年士兵遺尸于1915年的弗蘭德戰場造成的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弗蘭德海岸盛產的紅色虞美人花從此被冠以“悼亡虞美人”(Remembrance Poppy)之名。每年11月11日,佩戴悼亡虞美人徽章已經成為英聯邦成員國國民共通的儀式,以警醒戰爭帶來的浩劫。在美國,對壯志未酬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評述被再度提起;由他首倡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使美國第一次得以躋身傳統上由歐洲列強獨占的世界外交舞臺中心,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卻收獲了一言難盡的終局。然而對“十四點”尤其是其中革命性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理念,東歐、巴爾干和中近東一系列中小國家至今抱有感激之情。對這些國家而言,“民族自決”賦予的正當性支持使它們得以從沙俄、奧匈、土耳其三大帝國崩潰的廢墟中破繭而出,收獲新生。而這正是大戰直接催生的結果。

唯獨在中國,大戰帶來的轉變,迅速為其他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所遮蔽。距離徐世昌發表那番熱情洋溢的演說僅僅5個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遭遇外交失敗,未能收回戰時已為日本攫取的山東權益。此事成為歷史性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也使中國民眾關于“一戰”的長期情感記憶,恥辱性遠大過成就感。戰爭后期曾短暫為中國所收回的外蒙古主權,在20年代初遠東政治的新動蕩中亦得而復失,并最終在1945年被永久化。當中國人回顧本國在1914~1918年經歷的歷史時,直觀感覺往往是異常突出的混亂、無序和渙散:在大戰進行的四年多里,北京政府累計經歷過12次內閣徹底改組,有9人出任或代理過國務總理,兩度發生帝制復辟,爆發過兩次南北全面內戰。1915年的《二十一條》交涉以及1918年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幾乎使中國置于遭近鄰日本獨占的處境。就在徐世昌宣布中國已“(憑)公理戰勝(強權)”的那一天,全國仍有兩個互相對立的國會和政府,分裂狀況直至1928年底才告一段落。加之中國并未派正規軍赴歐參戰,致使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巴黎和會期間,竟發表了中國對此役“未出一先令,未死一個人”的攻擊性言辭,似乎坐實了中國困頓于內亂、對大戰殊少貢獻的習慣性印象。

然而此次大戰之所以會被冠以“世界”之名,新意恰恰在于涵蓋范圍更廣的全球圖景,尤其是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國際行為準則,在戰爭進程中的浮現。在19世紀能以歐洲一隅撬動全球權勢格局的英、法、德等傳統列強,在財富、人力和物質損耗空前驚人的總體戰時代已無暇他顧。在東北亞—西太平洋,逐漸興起了以“中國之命運”為核心命題的區域國際關系體系,使日美兩大新興強國皆卷入其中,從而深刻地改變了20世紀的亞洲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在戰后的1922年,太平洋和遠東秩序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成為華盛頓會議上全球關注的焦點,新的《九國公約》由此誕生,日本獨霸東亞大陸的野心遭到挫敗。而以“五四運動”以及作為大戰副產品的中蘇關系交涉為契機,中國深刻進入了戰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大潮,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就此開啟,最終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命運。

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變化并非純系運氣或機緣造就,而是中國政府決策者、外交官、知識分子乃至社會各階層在大戰期間審時度勢、主動爭取的結果。1901年災難性的《辛丑條約》宣告了中國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對近代國際體系持久抵抗的失敗;中國正式進入國際社會,但依舊是以不平等、受擺布和宰割的客體身份。以近代歐洲為發源地的一整套國際社會運作機制和文明準則,通過暴力強加給了中國,收獲的則是夾雜有頓悟和憤懣的復雜情緒。第一代“西化論”者和共和主義者試圖通過推進內部革命,以建成與歐美同質的憲政體制來博取外交上的平等地位。但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謀求改訂平等新約的嘗試依舊為列強穩固的在華均勢(Balance of Power)體制所挫敗。中國在財政獨立和邊疆安全上仍無法實現自主。

1914年爆發的大戰,給中國的國際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帶來了一個始料未及的機會。隨著歐洲列強走向全面軍事沖突,均勢體制不復存在,世界秩序乃至東北亞國際關系迎來了新一輪洗牌。中國重新定位本國與國際社會間關系的可能性就此出現。從大戰爆發之日起,以梁士詒、梁啟超、顧維鈞等“外交政策群體”(Foreign Policy Public)為基干的北洋政府外事和決策精英就已經意識到:獲得參與戰后和平體制締造的機會,是中國擺脫“辛丑體制”、贏取具有主體性的平等國際地位的最大希望;而要獲得此種機會,就必須加入更有希望贏得大戰的協約國陣營,為最終的勝利做出貢獻。從1914年到1917年,中國三次謀求對德奧宣戰,其間曾歷經國內政局動蕩的紛擾和日本獨霸野心的威脅,最終得以如愿。由梁士詒首倡的“以工代兵”模式,自1916年起將14萬名“中國勞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成員輸送到歐洲戰場,在最大限度地抵消了中國宣戰偏晚帶來的不利影響的同時,為協約國的勝利做出了實際貢獻。一番苦心運作之后,中國終究得以以平等身份參與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在戰后世界秩序的締造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與“一戰”關系史研究專家徐國琦指出:“中國參加‘一戰’,從小處著眼,是為了應付日本,為了在戰后和會上占一席之地。但從長遠看,是為了加入國際社會,為了國際化,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發言權。”從直接結果看,參戰使得德奧兩國在華的租借地、勢力范圍以及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種種不平等權益被一掃而空,并在事實上終結了中國對屈辱性的庚子賠款的支付。20年代初北洋政府與德、奧兩國新政府簽訂的全新雙邊條約,成為民國初年改訂平等新約進程中的關鍵節點。而通過在戰后歷次國際會議上勉力發聲,特別是利用日美關系的變化尋求國際支持,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最終得以收回山東權益,從而有效彌補了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造成的損失。而在參戰以及戰后和平問題造成的內部漣漪中,中國知識分子群體通過著書立說、發表演講、聯絡工商界和學界以及與聞國是,形成了覆蓋范圍甚廣的社會動員機制。“五四運動”的興起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便是這種機制的直接成果。

那位以影像記錄了中國人在勝利之日歡慶場景以及“五四運動”爆發時刻的美國人甘博,戰后參與到了協助在歐美華工回國的志愿服務活動中。與此同時,另一位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戰地服務干事、耶魯大學畢業生晏陽初也在法國前線的華工營地里,義務為同胞們承擔代寫書信、教授文化等工作。1931年,第四次來華做社會學研究的甘博在河北定縣與晏陽初相遇,后者當時已經把他在華工營中的實踐經歷發展成為一套系統的平民教育理念,并在定縣進行集中實驗。回到美國后,甘博出版了三卷本漢學名著《定縣:一個華北鄉村社區》;他和晏陽初的人生道路,都被那場發生在遙遠歐洲的大戰徹底改變了。

1920年7月4日,被拆散的克林德牌坊在中央公園南門重新樹立起來。三塊坊心石上與“惋惜兇事”和“謝罪”有關的文字被全部抹去,錢能訓題寫的“公理戰勝”四個大字被鄭重地鐫刻在中央的匾額上。1952年10月,有37個國家代表出席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決定再度更換匾額,由郭沫若題寫了“保衛和平”四字,至今尚存。那時節,中國已經經歷了一場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戰,成功躋身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國之一。始于“一戰”的轉折,終于結出了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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